2024年5月16日下午，应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邀请，中国海洋大学翻译方向学术带头人、国家翻译协同创新中心主任任东升教授就“国家翻译研究的知识构建路径”一题展开学术交流，为外国语学院师生揭示了翻译学研究的新视角与新方法。
讲座伊始，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蔡新乐教授为参会师生正式介绍任东升教授并表示热烈欢迎，任东升教授开宗明义，提出翻译研究应区分社会大众的翻译以及主权国家的翻译，国家翻译实践镶嵌在政治史、外交史、文化史之中，展现国家形象意识、文化主权意识、语言政策意识，从国家翻译实践的视角去重析甚至重写翻译历史，会颠覆过去模糊、有局限的旧认知。国家翻译实践经历了实践描写、理论建构、学科建设的螺旋上升的知识生产曲线。
随后任教授提出国家翻译实践这一概念并非首创，并回顾了以往的学者关于翻译机构、国家机构为主导的对外文学翻译模式以及政府译介模式的研究，并举例唐代的佛经翻译说明以往的国家翻译实践，但前人对国家翻译的研究尚处盲人摸象的阶段，未能对其概念化。任教授将国家翻译实践定义为“主权国家以国家名义为实现自利的战略目标，自发实施的自主性翻译实践”。这一制度化翻译是国家行为，其目的是配合国家行为参与国家治理，让国际化的中国理念参与国际治理，争夺国际话语权，因此国家翻译实践是遵循“政治优先”原则的跨语际书写，有不同于大众翻译的质量评价体系。
为了构建国家翻译实践的概念体系，任教授将这一体系划分为学科基础、必要构件、主体构成和内生性演化机制，并着重诠释该体系的四大学科基础，他引入了政治学中的国家行为理论、社会学中的文化资本理论和社会实践理论、传播学中的把关人理论和拟态环境理论、管理学中的二重性原则来完善这一体系。同时他还指出相关研究从国家翻译实践这一“根概念”出发，开发出一系列“子概念”，包括国家翻译实践译者群落、实践伦理、实践叙事、国家实践制度化效应、实践主体三分法、翻译制度化、制度化译者。
在说明其极具创新性的理论框架后，任教授表明学科化不仅是研究领域理论体系的建设过程，也是确立合法、独立学术身份的过程，而将国家翻译研究发展成翻译学独立研究领域，是学术界众多学者近些年的共同愿景。国家翻译的学科化建设不仅描写国家翻译历史和阐释国家翻译现象，还强化了基础理论的创新性建构，目前国家翻译的应用型研究也受到学界关注，针对国家翻译能力、制度、规划、翻译标准化、翻译立法、翻译教育、翻译技术，站在不同的观察角度，形成不同的性质定位，也必然带来新的研究议题。
最后，任教授就未来国家翻译学科化的探索提供了宝贵建议，认为其根本任务在于廓清学科内涵，首先要明确逻辑起点、研究对象、价值归依，框定研究内容和范围，其次是要设定学科机构和层次并最终构建学科研究的方法论体系，在认识论方面，他认为今后研究要突出国家翻译主体的复杂性，而在方法论方面，他提出丰富理论视野需借鉴国外，但也需坚持守正创新的原则和为学致用的理念，将“中国”作为知识生产和理论创新的前置条件、初始设问和价值归依，使国家翻译研究的理论体系具备中国特色。
在讲座结束之际，蔡新乐教授总结本次讲座的主要内容并探讨了国家翻译研究的未来推进方向以及可能问题，他回顾以往研究中的空白，并肯定任教授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去重新审视以往的翻译研究，有助于重写中国的翻译史，尤其是汉朝以前的翻译研究。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陈东成教授也就此发表观点，并就这一研究的“知识构建路径”展开深入交流，本次交流活动圆满结束，任东升教授细致入微的讲解给外国语学院师生带来了深层次的启发与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