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立足改革开放特区窗口、新时代先行示范区和国际化标杆城，永葆“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是我们的底色。学院秉承“语通中外，读懂世界”的院训，践行“铸中国发展之魂，育涉外核心之才”教育使命，立足湾区，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借新时代外语学科创新转型之势，以新文科建设为指引，夯外国语言文学之基石，扩交叉学科之视野，拓外语赋能之潜力，以“外语+区域国别”“外语+国际传播”“外语+国际组织”“外语+国际经贸”“外语+……”等为抓手，坚持“厚基础、宽口径、差异化”发展路径，培养以“外语赋能”为特色的国际复合型人才。
本着“教研并重、科研强院”的理念，着力打造学科品牌，促进内涵式发展，我们特此推出“科研荟萃”专栏，宣介学院资深教授和青年才俊的代表性科研成果和重要科研学术活动，以期打造一个既“语通中外、读懂世界”、又“启迪智慧、温润心灵”的学术空间站，从而促进科研学术的引领指导和交流融通，树立深大外院坚实的科研品牌。
【作者简介】
张晓红，深圳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学、世界文学、文艺理论等。
邓海丽，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外语系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研究生。
张晓红 教授
跨文化视界的变焦与“中国学派”建构的虚实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东省教育厅重点课题“独立学院应用型翻译人才培养模式研究”(2015GXJK)的相关成果。
摘要：在70年发展历程中，中国比较文学走出沉寂期的徘徊，邂逅欧风美雨，融汇古今中外文化，创新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在学科专业和理论建设以及相关研究领域取得了瞩目的成就。本、硕、博一体化人才培养机制日趋完善，学科理论建设在深度和广度层面持续推进，研究视野不断拓展，研究范式日益更新，“中国学派”的理论构建形成气候。以跨越性为特征的研究领域渐趋扩大，中外文学关系得到较好的梳理和描述，中国文学的特色及其在世界文学版图中的地位得到确认，对中西诗学的认识不断深入，在跨学科、跨文化、译介学、形象学以及海外华人文学等领域硕果累累，出版了大量集思想性、学术性和创新性为一体的丛书和论著。跨文化视界的变焦与“中国学派”建构的虚实，构成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张力和活力。然而比较文学研究在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摆脱失语困境方面仍然任重道远。
关键词：新中国70年；中国比较文学研究70年；中国文学研究；学科建设；跨文化研究；中国学派
引言
中国比较文学是在中外文化碰撞与交流的特定历史时代语境中，基于中外文学对话与中国文学革新的内生需求而发展起来的。新中国成立70年来，比较文学研究和学科发展之路栉风沐雨，已故前辈大师筚路蓝缕，当代老中青学人孜孜汲汲，坚守中国立场，本着沟通中外学术、促进文化交流、构建世界意识的初心，肩负打破学科藩篱、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历史使命，在学科理论建构和学术领域拓展等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为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迅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及其成果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比较文学与新中国社会发展相伴相随，学科建制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自觉自发的开课计划到正式教学体系的建构，设立了本、硕、博一体化的专业人才培养机制。几代学人围绕学科定义、研究内容和研究范式等学科理论建设的关键议题，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探索，其间有曲折动荡的苦涩徘徊，有披荆斩棘的艰辛草创，更有当下异彩纷呈的累累硕果。
（一）学科建设情况概览
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学科前史”源远流长，但作为严格意义上的一门现代学科之诞生，则要追溯至1929年在清华大学开设的“比较文学”系列课程及其教材的编写。当时课程设置和学科布局的开放性和国际化，为后来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引入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新中国成立后，受到国际政治和国内环境的影响，比较文学在大陆和台港地区的发展轨迹大相径庭:在大陆沉寂徘徊将近30年的比较文学在台港地区得以发展崛起，70年代相继开设了比较文学博士班，成立了比较文学学会，1976年古添洪和陈慧桦在《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的序言中首次提出构建“中国学派”这一倡议［2］。
改革开放的春风唤醒了祖国大陆沉睡多年的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迎来了全面复兴。1980年，赵毅衡提出设立比较文学学科的建议，学界和教育界迅速回应，随后多所高校陆续开设比较文学概论课程，多个比较文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授权点获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1998年，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被正式确定为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完成了本、硕、博体系化的学科建制历程。与此同时，学术机构建设和学术活动也全面开花。1984年《中国比较文学》创刊，《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和《中外文化与文论》等高质量学术杂志也相继发行。1985年，深圳大学举办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讨论会，选举杨周翰为会长，产生由季羡林、杨周翰、乐黛云等人组成的第一届理事会，奠定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学科基础。中国比较文学学会迄今已成功举办12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历届年会的主题从最初的“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复兴”和“文学的空间与局限”，到后来的“跨文化语境中的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学与当代人文精神”，到最近的“比较文学与中国:百年回顾与展望”“比较文学视野中的世界文学”，反映出中国比较文学从复兴到成长再到汇通国际学界的成长轨迹。首任会长杨周翰和第二任会长乐黛云等学者都参与了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理事会工作。在2016年维也纳大会上，中国比较文学学会获得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22届大会暨国际会议主办权。凡此表明，茁壮成长的中国比较文学已然成为当今国际文学界的一股重要力量。
（二）学科建设成果丰硕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比较文学学科建设一路高歌，学科史、学科理论、教材和工具书等方面成果达到比较完整和体系化水平，迅速形成规模效应。徐志啸的开创性学术专著《中国比较文学简史》，以全景式描述展现了比较文学在我国的历史渊源及发展成为独立学科的历程，钩沉各时期富有代表性的个人学术活动和研究成果。乐黛云和王向远合作完成的《比较文学研究》，通过中国比较文学发展的百年历史来验证和思考其学科意义、定位和目标，指出比较文学的产生标志着中国文学封闭状态的终结和自觉融入世界文学的开始。曹顺庆主编的《比较文学学科史》，以时间为纵轴，不同国家的学科发展为横轴，从纵横两个切面描述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发展概貌。此外产生较大影响的学术专著还有王福和等人的《比较文学原理的实践阐释》、严绍璗和陈思和主编的《跨文化研究:什么是比较文学》，以及港台方面袁鹤翔的《香港比较文学发展简述》、李达三的《台湾比较文学发展简史回顾与展望》等。
其一，是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研究内容和对象在广度和深度上持续推进，以跨越性和文学性为特征的研究领域渐趋广阔，广泛涉及中外文学关系、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跨学科等内容，其中既有传统的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比较诗学、译介学、形象学研究，又有新兴的中外阐释学、海外华人文学和文学人类学等。新旧领域交叉重叠，跨文化和跨学科视角始终贯穿其中。同时学科理论重点关注以下几点:(1)关于学科边界和属性问题；(2)关于学科研究范式的论辩；(3)关于区域性和民族性院校的比较文学教学以及教学法、课程设置以及人才培养等学科教学的探讨。学科理论建设主要成果有乐黛云的《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十讲》、孙景尧的《沟通》、曹顺庆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方汉文的《比较文学高等原理》等。
其二，是中国学派和学科话语体系的创新构建。中国学派一直都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研究的关键词，其最先由台湾学者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提出，80年代后随着中国大陆比较文学的复兴，开始引起学者关注。至90年代，受西方后殖民主义理论影响，“失语症”和中国学科话语建构的课题急剧升温，“中国学派”再次引发学界激烈争鸣。以季羡林、杨周翰和贾植芳为代表的学者持愿景观，认为中国学派应有自己的研究路径方法，但“所谓中国学派，我认为我们不妨根据需要和可能做一个设想，同时也必须通过足够的实践，才能水到渠成”[3]。以严绍璗为代表的审慎观则担心过分关注学派的空洞概念将导致学者无法专注于真正的比较文学研究［4］。以曹顺庆为旗手的拥护观则表明，“以跨文化的阐发法、东西异同的比较法等构筑中国学派跨文化研究的理论大厦”［5］。对此，其他学者也纷纷做出回应。这场论辩，深刻反映了中国学者强烈的学科自觉意识和建构中国话语体系的深切民族担当精神。
经过多年的不懈探索，从“法国学派”“美国学派”到形成中的“中国学派”，从“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到“阐发法”“总体比较研究法”和“变异学”，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不断开拓进取，创新研究方法，拓展研究视野，更新研究内容，积极吸纳古今中外思想文化资源，砥砺前行，在学科复兴和重建中完成了一次次学科理论的垦拓和建构。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的扛鼎人物之一，乐黛云为构建当代中国比较文学学科体系并使之逐步成熟做出了巨大贡献。她率先提出中国比较文学是世界比较文学第三阶段的集中表现者，并据此进一步提出“跨文化比较文学”的内涵论和发生论，“多元共存”与“和而不同”的基本原则论，以文学理论为研究核心的核心论等系列论述［6］。这些学说对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和学科建设产生了纲领性的指导意义。
其三，是教材和工具书的建设成果。70年来配套教材和工具书的出版在数量和质量上均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1984年，由卢康华和孙景尧合著出版了第一部学科教材《比较文学导论》。随后，不同版本教材百花齐放，为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提供了重要保障。据统计，1984年以来有接近150种概论问世，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乐黛云和陈跃红等合编的《比较文学原理新编》、陈惇和刘象愚合著的《比较文学概论》、杨乃乔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论》等。代表性工具书有杨周翰和乐黛云编写的《中国比较文学年鉴》、唐建清和詹悦兰编著的《中国比较文学百年书目》、王向远主编的《中国比较文学论文索引》等。
毋庸置疑，70年来比较文学的学科建设已取得长足进展，但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和偏颇。比如工具书和教材出版和发行方面，存在大量重复和重叠的教材编写和编著，关于学科概念和学科理论的讨论大同小异，缺乏创新和突破。许多教材只编不著，缺乏开拓性和创意，出现东拼西凑的乱象，造成学科建设资源的严重浪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中国话语体系建,是最棘手的难题之一。中国比较文学从新中国成立后30年的沉寂期到最近40年的跨越式发展，相对于比较文学其他领域的蓬勃发展，为学界广泛认可的、凸显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特色的学科理论体系还是付之阙如。
二、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及其成果
在学科建设蒸蒸日上的同时，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也在各个领域以不同视角展开，取得了辉煌成果，尤其是学术论文、专著和系列丛书成果迭出，凸显研究的规模化特征。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覆盖比较文学各个层面，既有以作家和作品为研究对象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及译介学，又有勘探中西文论发展路径的比较诗学，还有跨学科、跨文化研究、形象学和华文文学研究等，在继续寻求人类文明文化类同性的同时把目光投向新兴的异质性和变异性探索，其间不乏广征博引和纵横捭阖的宏观论述，更不缺鞭辟入里和力透纸背的微观剖析。经过70年的努力，中外文学关系史得到了基本梳理和描述，中国文学的特色及其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得到了确认，中国比较文学继法国和美国比较文学学派之后，以其实力雄厚的科研队伍、丰硕辉煌的成果和日益广泛的国际影响力扛起了全球第三阶段比较文学代表的大旗。
（一）中外文学关系研究
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对比较文学具有基础性和起始性意义，是中国比较文学学术传统最丰厚的领域。钱锺书先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说过:“要发展我们自己的比较文学，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清理一下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7]多年来，比较文学学者深入文学各个层面，或抉隐索微、考辨梳理、还原交流史实，或立足于新文学的发生去考察异国文学资源的变异转化并做出新的诠释和阐发等，真正展现了中国比较文学的特色和成就。即使是在新中国成立后30年的沉寂期，以中苏、中印和中英等为主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仍然有不俗的表现:(1)前辈学者季羡林的《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论述了印度文学对中国文学的主导性影响，是比较文学东方研究方面公认的权威著作和中外比较研究的典范。(2)以戈宝权和冯雪峰为代表的俄苏文学及鲁迅研究，对20世纪俄国文学作品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进行了系统的梳理。(3)范存忠的《十七八世纪英国流行的中国戏》和《〈赵氏孤儿〉杂剧在启蒙时期的英国》，以其高水平和创新性成为该时期中西研究的代表性论文［8］。
改革开放之后，比较文学学者的学科主体意识逐渐苏醒。钱锺书的《管锥编》拉开了比较文学复兴的大幕。这部划时代的巨著旁征博引中西名家文学与艺术作品，追根溯源考察中西文学现象和审美价值，具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典范意义，带动了大批论著和丛书的出版。主要有:(1)赵毅衡的《远游的诗神:中国古典诗歌对美国新诗运动的影响》论述了美国现代新诗运动所受的中国诗歌影响，以其创新性和系统性被学界广为称道［8］。(2)乐黛云和钱林森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在国外》丛书。法国比较文学大师艾田浦教授亲自作《序》，充分肯定了中外文学文化研究的价值和意义。(3)在新世纪初问世的大型比较文学丛书:《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全书各卷均由比较文学界知名学者担纲主笔，贯通古今，系统总结了各时期中国文化对外国文学的影响，结合个案研究，重新编织中外文学关系史体现出平等对话的精神。(4)2015年山东教育出版社推出17卷《中外文学交流史》丛书。这套皇皇巨著由钱林森和周宁等10余名全国比较文学界知名学者、中外文学与文化关系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倾注十年功夫锻造而成，涉及内容广、语种多、时间跨度大，立足于世界文学与世界文化的宏阔语境，通过个案分析分国别系统展现中外文学与文化交流的历史渊源，透析了中外文化相互碰撞与交融的精神实质，具有里程碑意义。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陈建华主编的12卷本《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出版发行，丛书全面扫描自晚清至今的中国外国文学研究全景，展现了当代社会语境下学界构建外国文学研究新范式的多元化可能性。在中外文学思潮研究方面，主要有温儒敏和彭启华之于中国现实主义文艺思潮的《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现实主义反思与探索》，罗钢和罗成琰之于中国浪漫主义文艺思潮的《浪漫主义文艺思想研究》《现代中国的浪漫文学思潮》，唐正序和陈厚诚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王宁之于弗洛伊德主义的《文学与精神分析学——王宁文化学术批评文选之三》以及艾晓明的左翼文学思潮研究，戴锦华、孟悦、杨莉馨等的女性主义思潮研究，解志熙的中国现代唯美——颓废主义思潮等。
比较文学复兴后的40年，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硕果累累，实证影响的史料梳理日趋丰富，体现了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发展轨迹和主流变化，研究视角、内容和方法都有了新突破和进展。乐黛云、严绍璗、孙景尧、钱林森、赵毅衡、陈建华、陈思和、郁龙余、周宁等学者多年深耕细作于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不再囿于个别作家和作品的单向度阐释或简单比附，而是以清理中外文学关系为出发点，从宏观到微观，从理论到文本和个案的双向互动研究，运用历史语境与作家作品的循环切换视角，重新界定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坐标中的位置，准确评价中国文学对世界文学的贡献，致力于反思和叙述中国本土现代文化和文学经验，开创了中外文学研究和而不同、平等对话的多元繁荣局面。在当前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大国崛起的关键历史节点上，当代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出现了一个新动向，即辨析与反思以往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式，重新论证和追认中国文学的主体性。这方面研究成果突出体现在钱林森和周宁主编的17卷《中外文学交流史丛书》中。
此外，1999—2000年间，经陈思和倡议，《中国比较文学》杂志开设了“中国文学中的世界性因素”专栏。陈思和提出在中国文学框架里探讨“世界性因素”的主张，认为中国文学不完全是在外来思想和文学思潮的刺激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而是有其内在发展规律和审美意识，中国文学以自身的独特面貌加入并丰富着世界文学的内容[9]。此说法引起学界热烈关注和回应，《中国比较文学》杂志发表了十余篇专题论文。作为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的“中国文学中的世界性因素”这一命题及其讨论推动了中外文学关系研究范式的更新和研究视野的拓展，为全球化时代在世界文学格局下进行中外文学有效对话，重新考察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关系，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同时，该命题又极具前瞻性，与当前方兴未艾的世界文学概念即打破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有着趋同的价值取向。根据世界文学的理想图景，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发展是融为一体的，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此观点与陈思和的“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不谋而合。在今天全球化进程中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趋向，那就是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愈演愈烈的“全球化”与“地方化”矛盾，带来了文化趋同与文化多元、文化合流与文化孤立的分化和对立，由此回到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一个普遍问题，即如何看待“中国立场”或“中国中心”与“世界文学”或“跨文学空间”之间的对立?张晓红和刘小玲从世界文学和世界主义的互相交织和互相补益的话语体系入手，深入剖析世界文学与民族文学之间的复杂关系，提出打通世界主义与民族文学，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文学，加强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的交流互动，实现“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价值目标［10］。这一主张为解决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矛盾，世界文学格局下测绘中国文学位置提供了建设性洞见。
面对史料收集日趋完整、研究范式不断更新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也必须清醒看到其中的问题。目前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仍以传统的影响研究为主，侧重于史料梳理和证据考辩。如何在占有充分和完整材料基础上，深入推进原理范式的研讨，创新提炼出一套广为国际学界认可的理论框架体系，用之于探讨中外文学关系，以及中国文学对世界文学文化的贡献，目前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比较诗学研究
比较诗学主要指中外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或以文艺理论为材料的比较美学研究。改革开放后的理论热潮引发了比较诗学研究热，遂成为比较文学下面的分支学科。四十年来，比较诗学研究大致经过了从宏观概貌的粗略比较，到概念范畴的对举对比，再到系统化和多元化的拓展研究三个阶段。在初始阶段，主要有钱锺书、王元化和宗白华等学者的研究；80年代初，周来祥在综合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更加系统地对中西古典美学理论做以宏观比较，在当时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随后有蒋孔阳、叶朗和曹顺庆等人的研究，此阶段集中探讨中西诗学和美学的命题、概念和范畴方面，其中曹顺庆的《中西比较诗学》通过提炼确立十几对中西诗学的相关范畴，以同异互辨的思路，概括中西诗学的根本特点，开辟了中西诗学比较研究的新阶段[8]，把此前中西诗学比较的“表现”与“再现”、“写实”与“写意”之类的粗略比较推进到了以概念范畴为中心的具体深入分析，即比较诗学的第二阶段。主要成果有乐黛云等合编的《世界诗学大辞典》和曹顺庆的《东方文论选》两部恰逢其时的重要工具书。此阶段诗学研究的显著变化就是注重不同文化体系的诗学研究和界定，通过汇通和类比达到互证互识，使原本被忽略的印度、阿拉伯和日本等国的诗学可以与欧美同台对话。其他成果还有黄药眠和童庆炳等合编的《中西比较诗学体系》、刘若愚的《中国诗学》、罗钢的《历史汇流中的抉择——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家与西方文论》等。90年代后期，随着研究的不断推进，研究者逐渐意识到诗学问题必须还原到理论层面，考察不同文化思维方式与审美旨趣的深刻差异，因而诗学研究突破单纯概念范畴对比，在哲学本体论高度得到提升，进入了第三阶段。代表作有张隆溪的《道与逻各斯——东西方文学阐释学》、杨乃乔的《悖立与整合——东方儒道诗学与西方诗学的本体论、语言论比较》。
进入新世纪后，比较诗学研究异军突起，朝着理论深度、中国化和体系化继续迈进，出现了不少颇具分量的成果，如陈跃红关于当代诗学阐释学与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刘介民的古今中外比较诗学研究。新近出版的美国华裔学者蔡宗齐的《比较诗学的结构》，以哲思和整体性的探究勾勒中西诗学不同的理论范式，也是一部掷地有声的力作。
近年来，研究者以敏锐的问题意识和开阔的学术视野，本着理论探究与实践应用的双重观照，多方位把握比较诗学的基础性与前沿性话题，围绕世界诗学和中国文论的现代性途径和跨文化与中国诗学建设展开热烈的探讨。一个热点课题就是关于世界文学、世界诗学及其相关概念的历史梳理，语义变迁与全球化、时代转型的互动关系等方面，坚持自信的民族文化立场，从中国问题意识来理解“世界文学”。其中，王宁的“世界诗学”构想敏锐把握到了国际比较文学界近年来“世界转向”的研究趋势及其两种表现形式:世界主义和世界文学。他所勾勒的世界诗学，旨在建构一种具有共同准则和共同美学原则的文学阐释理论。另外，不少实证研究发现外国文学文论中的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思想的影响因素，足以说明不仅是现当代文学，中国传统文学也一直在参与“世界文学”的生成。从跨文化文学理论旅行来看，中西跨语言和跨文化交流碰撞古已有之。纵观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学西渐”远比“西学东渐”更为久远。
中国文论的现代性途径和中国文论建设，是另一个研究热点。当前中西诗学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为世界文论话语体系的建构提供中国经验、中国话题和中国路径。比较诗学的前提首先要正视古典诗学与现代诗学之间的继承与革新，本土诗学和外来诗学之间的拒斥与接受；新时期中国诗学建设要融会贯通马克思主义诗学、西方诗学、古典诗学和现代诗学等四种重要的诗学资源[11]。传统诗学的现代性转型是将其概念体系置于传统和现代的历史现实之中，通过并置现代中学和西学概念理论体系进行互阐互证。然而，针对中西理论话语体系能否对话和如何交流的问题，学者们争论不休。有的学者认为，当下中西诗学对话危机在于停留在理解与沟通层面和以西释中的机械套用，而转向中西诗学的语言阐释则是破解危机的良方［12］。但是也有学者认为“以西释中”是无法回避的时代宿命，所以今日的比较诗学研究以及方法论的建构，更应该沿着王国维开拓的道路向前推进［13］。
经过40余年的努力，比较诗学从以西方诗学为基准，中国诗学为西方诗学做脚注，无条件服膺西方理论到追问中国文化在哪里，探寻中西诗学的共同本源和互识互证互补的转型，真实反映了中国学者走出西方中心主义和唤醒本土诗学意识的学术轨迹，更是其参与“全球化”并进入世界文学新阶段的一场热身。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在当下理论式微的“后理论时代”，长期困扰学界的“失语症”还是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40年改革开放带来的欧风美雨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中西诗学研究对外国文论继续拿来和深度开采，为当代中国文论建设寻求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但与此同时，学界更需要积极探索中国文论的现代性途径，创新中国学术话语体系，走出失语的困境。
（三）跨学科研究
在1962年的经典论文《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中，亨利·雷马克首次定义了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此文经张隆溪翻译后刊发于《国外文学》，正式启动了20世纪80年代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中国之旅［14］。其实，更早之前，如钱锺书的《管锥篇》《读〈拉奥孔〉》《论通感》都是早期跨学科方法研究的成功案例，只是钱先生并未如此冠名而已。放眼整个20世纪，跨学科研究的学科理论成果比较少见，唯一的一本在国内公开标举“跨学科”的论著是乐黛云和王宁主编的《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前辈学者杨周翰作序时评价道:“《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为我国比较文学学者指出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15］
进入新世纪后，关于跨学科的边界、定义、目标，以及如何运用其理念与方法介入文学研究等方面的探讨快速升温。总体来看，学界的分歧主要表现在跨学科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研究路径三个层面上。首先，跨学科是否也必须跨文化。对此，王向远指出，目前我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方面的教材和著作大都全盘接受美国学派的观点，不加区别地把所有“跨学科研究”都视为比较文学，导致了比较文学学科范围的无节制扩大与膨胀。他继而强调“跨学科研究”必须同时又是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的研究，才属比较文学研究范围［16］。而作为“泛比较文学”的支持者何云波则认为，跨学科研究可以跨文化也可以不跨文化。他首先界定跨学科研究“是同一民族范围内的不同艺术门类、学科的比较”，没有跨文化的跨学科更能彰显真正意义上的科际比较，而有了跨文化，往往突出了文化比较的意义而遮蔽了跨学科的特质。不过，他又提醒，在进行跨学科研究时，由于东西文明文化的根本异质性和学科内涵的差异性，引入跨文化的视野势在必然［17］。
其次是跨学科的研究内容是否必须以文学为中心的问题。王宁包括乐黛云、刘象愚、陈跃红、蒋述卓等大多数学者都明确指出跨学科研究必须以文学为中心。一些质疑者则认为，由于多年来关于“以文学为中心”语焉不详，特别是时代变迁使得文学的定义日趋扩展，比较文学也从“跨学科的文学研究”走向“跨学科研究”。此外，新世纪以来，比较文学的比较文化转向，使得跨学科研究的文学性只在于它“从文学出发”，而不宜过多约束和强制要“回归文学”。
这一时期跨学科研究的主要成果有:(1)外来文化思潮如宗教、哲学思想与中国文学关系的研究，如马焯荣的《中西宗教与文学》、孙昌武的《佛教与中国文学》、王本朝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等。这些论著视野开阔，贯通古今中外，有史料梳理的宏观理论，有作家作品个案的微观分析，全面概括和考察了基督教和佛教等中西宗教对中国古典文学、近现代文学的影响。李奭学和林熙强主编的4卷本《晚明天主教翻译文学笺注》，则是近年文学与宗教关系研究的力作。(2)其他跨学科论著，如张隆溪的《从比较文学到世界文学》和张汉良《文学的边界:语言符号的考察》，两部论文集均收录了作者在各自领域所做的文学与语言学、符号学等不同学科整合的研究成果。(3)文学与神学、人类学研究，如叶舒宪的《金枝玉叶:比较神话学的中国视角》《千面女神》和《熊图腾:中国祖先神话探源》。作者运用了人类学、神话学、宗教学和心理学的知识，以跨学科和跨文化的视野，通过原型图像学方法精辟阐释了女神和熊图腾的象征意义。重要的跨学科论著还有杨慧林的《在文学与神学的边界》。此外，不少论文围绕文学与哲学、宗教、绘画、电影、生态、科技、法律等学科的跨界研究展开探讨，借此推动了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探索和提升。
（四）跨文化研究
比较文学从组织机构、研究对象到研究方法都受到文化研究的深刻影响，两者在学科形态、研究宗旨和研究对象诸多层面有一种深层内在的契合。在20世纪最后十几年间，从比较文学走向跨文化已然成为国际学术发展的主流，这股浪潮也涌到了中国学界。1992年，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更名为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其实，在中国跨文化研究古已有之，近代更是成果迭出。新中国成立后，钱锺书和季羡林等前辈学者就自觉把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纳入文化视域中予以探讨，只是他们没有冠之“跨文化”而已。
20世纪90年代前后，跨文化的比较文学研究方兴未艾。直到新世纪，跨文化的学科理论基本围绕两大课题展开:一是国内外“文化转向”和“学科危机”的探讨与争鸣。在探讨中既有基本内涵、研究内容、历史演变、研究现状的梳理，也有关于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两者学科性问题的讨论以及如何化危为机、以阐发法和跨文化为特色构建中国学派的研究。二是关于文化与文学及其思想的关系问题。跨文化的非经典取向，使得世界文学的重新构图成为可能；引入“文化诗学”概念，以增加跨文化研究的审美张力。关于世界性和全球化大潮冲击下的文化和文学的民族性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只是作为问题提出，到了21世纪则演变为一个应对世界文化冲击的关键词，涉及文化的多元与异质、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迁移等探讨。学界认识到，将比较文学纳入文化研究范畴，注重在跨文化阐释中寻求具有世界性的文学共通性，在共通的文学规律中发现文学的特异性。离开跨文化视界，只做传统上孤立的文学文本研究，难以真正解释文学现象、把握文学规律。从传统的比较文学向比较文化转向，是学科发展的必然。
20世纪末，乐黛云在展望21世纪比较文学发展的总趋势时，将其概括为“异质文化文学之间的互补互证互识、在多种文化体系中的相互比照和阐释、更加深入文化内层的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四个倾向[18]，其中前三个都是紧扣文化研究展开的。回顾新世纪以来比较文学的发展，乐先生的“互识、互证、互补，和而不同、多元共生”的跨文化理念也一直引导着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大方向。在21世纪，跨文化研究一改90年代以理论分析为主、缺乏具体的文学文化批评实践的做法，在理论构建、文学批评和个案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展，高水平学术论著和丛书不断问世，不少成果在前文已提及。此处仅略述乐黛云编著的部分书目:(1)《跨文化之桥》，收录近50篇文章，涵盖全球化与多元化、中西文论的比较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重新解读三方面内容，探讨文化转型与新人文精神、文化相对主义与比较文学、中西诗学对话中的话语体系等跨文化研究问题。(2)乐黛云和勒·比雄主编的专题研究文集《独角兽与龙:在寻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误读》。该文集收录了中外知名学者和作家从各自视角来看中外文化的论文，就文化的同一性和差异性之辩证关系、文化误读与文化对话、文化比较与比较文化研究等一系列重要议题发表了独特的见解。(3)“跨文化沟通个案研究丛书”(2005)，该丛书选取在沟通古今中外文化、并对中外学术、思想以及中国文化等领域有卓越贡献的13位中国学术名家为研究对象，由当今国内学界专门从事相关研究的优秀学者分别执笔，旨在推进多极制衡和文化的多元发展。此外影响较大的还有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于2016年陆续推出的15册“跨文化研究”丛书，以及刘象愚的《从比较文学到比较文化》、周宪的《文化间的理论旅行：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论集》等。
尽管语言和文化差异容易使人产生隔阂和偏见，但文学从来都是穿越国别民族界限、消弭误解、通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桥梁。多年来，比较文学的跨文化学术群体在乐黛云、张隆溪、王宁和刘象愚等学者的引领下不懈探索，解决学科面临的民族文化复兴和多元文化共存的诸多复杂的新矛盾和新问题。
（五）译介学研究
在异质文化之间互补、互证、互识的过程中，翻译是非常重要的媒介，是比较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18]。对中外文学影响、接受和传播形式的考察与分析往往始于译作，由此形成比较文学下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译介学。
新中国成立后的翻译文学研究相对活跃，学界就文学“可译与不可译”问题展开讨论，集中探讨了诗歌等文体和文学风格的可译性。钱锺书以林纾的翻译为中心，阐述了翻译文学理论中的系列问题，提出“神似论”和“化境论”是当时最突出的成果，标志着中国翻译文学在理论上的独创。台湾地区陈祖文的《译诗的理论与实践》收录作者关于诗歌翻译理论的探讨和具体的诗译，同时译作后附有解读和赏析。改革开放后，翻译学研究，尤其是西方文论的译介急剧升温，形成一股强劲的欧风美雨，对此后的中国文学理论和文艺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译介学在学科理论建设、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丰硕成果。
首先是学科理论建设，主要涉及翻译史和译介个案的梳理分析和翻译学科理论构建。第一，在古今翻译史和译论的梳理方面，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译介学研究以翻译理论及其历史的梳理和系统化归纳为主。例如，罗新璋的《翻译论文集》收集了从汉末到1980年的180余篇翻译论文，是当时研究中国译论最集中的资料。陈福康的《中国译学理论史稿》则进一步梳理了汉代到1980年中国译学理论的发展史以及重要理论家的译学理论。沈苏儒的《论信达雅——严复翻译理论研究》专项研究翻译文学理论史，剖析了近百年不同翻译家对“信达雅”的态度，考察了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奈达的“动态对等论”及纽马克“文本中心论”等外国翻译理论。进入新世纪，译介学涉及跨文化和跨国别领域。如钱剑锋的《严复的“雅”与二叶亭四迷的“言文一致”》，用跨文化比较文学方法对中日翻译理论进行平行研究。王向远的《日本文学汉译史》是国内外第一部日本文学汉译史著作，也是我国第一部国别文学翻译史，以翻译家及译本为中心，深入系统地评述各历史时期日本文学汉译的翻译观、译作风格的读者反应及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书中涉及两千多个译本和数百名翻译家，资料详实、论述精辟。新世纪后出版的《中国翻译研究(1949—2009)》以及最近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翻译研究概论(1978—2018》，由翻译学界深耕多年的权威学者许钧和穆雷主笔，这两部论著以全面详实的文献资料，深刻、具体地记录了新中国建立以来，到改革开放到当下中国从一个翻译大国发展成为一个让国际同行刮目相看的翻译强国的历史进程以及翻译学科建设成果，是翻译学界的又一集大成论著。第二，学科理论建设成果主要有谢天振的《译介学》《翻译的理论建构与文化透视》等。在翻译学科理论构建方面做出有益尝试的研究成果包括谭载喜的《翻译学》、郑海凌的《文学翻译学》、谢天振的《译介学导论》等。许钧的《文学翻译与批评研究》和周仪、罗平的《翻译与批评》，则是对我国翻译文学批评理论建构的先行探索。王宁的《文化翻译与经典阐释》创造性地在中文语境下提出文化研究的翻译学转向，并将其拓展为跨东西方文化的翻译学转向，实现与国际文化翻译理论界直接进行高层次的对话与衔接。新近的丛书“中国当代翻译研究文库”集中展示中国当代翻译研究学者的代表性论著，丛书计划推出中文版后由各位作者改写成英文在英语世界出版和发行，这一举措将切实有效地促进中国人文学术走出国门，跻身国际学界。2014年6月，王宁的专题研究文集《比较文学、世界文学与翻译研究》作为首推著作之一，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以新颖的理论观点的和丰富的案例分析见长，体现了鲜明的前沿性、跨学科性和全球本土性等学术特点。
其次是译介理论和实践研究，探讨的课题主要有:(1)翻译与译介学的区别。随着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全面深化，翻译学与译介学的关系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学界就各自的研究范围、主客体关系、研究方法与路径方面的区别展开探讨，指出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关系密切，两者有诸多重合和共通之处，但翻译学不能取代译介学，因为译介学是以与翻译活动相关的文化活动为主要对象的比较研究，强调研究的“比较文学性”。谢天振在《翻译研究新视野》指出，“比较文学学者对翻译所作的研究(在比较文学中我们称之为译介学研究)与相当一部分传统意义上的翻译研究并不一样，在某些方面甚至还存在着实质性的差异”。(2)翻译的文化转向和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当代比较文学发生的文化转向，使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的关系愈发密切，比较文学领域出现一定程度的翻译转向，为当前国际比较文学、同时也将为未来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开疆拓土。王宁有多篇论文谈及，通过分析本雅明和德里达的思想及其重大影响，论述了当代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及其背后解构主义所起到的推进作用。王宁提出，基于中国视角以及跨中西文化对话的视角重新定义翻译，是对雅各布森定义的质疑和重构，翻译研究应该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同时与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各相关学科发生对话关系。其他学者则针对苏珊·巴斯奈特的比较文学学科死亡、被翻译取代的论述予以回应和质疑，围绕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和译介学之间的关系，各自的学科属性、发展史以及与文化研究盘根错节的联系展开热烈的争鸣和探讨。(3)走出去与翻译。在“中国文学走出去”成为文化界共识，且已上升为国家文化战略的时代背景下，学者尝试在理论层面探讨“走出去”与译介之间的关系。谢天振指出，“走出去”并非仅仅是将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外文的翻译问题，而是把弱势文化向强势文化译介的一种文化行为，译入与译出这两个表面相似的翻译行为之间存在着重要区别，译介行为也面临时间差与语言差的问题。其他学者也以论著或论文的形式，从理论和译介个案方面入手，围绕译介传播、中国立场、翻译与文化的整合、提升译品质量等问题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献言献策。就此论题，译介学研究还出现一个新动向，引入形象学和比较诗学跨文化学科视角，拓展了译介学研究的视野，提升了译介学的理论层次。同时，还涌现出一大批总结和介绍中国当代作家、作品译介及在海外传播现状的文章，关注到译者、作为推介者的政府、译介机构、经纪人等译介过程各个环节行为主体的种种行为和策略对译介效果的影响，以及对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与被接受程度的决定作用，成为译介学研究的新热点。其中不乏鞭辟入里的论文论述，比如王宁剖析了文学奖项与翻译对文学作品经典化和世界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指出世界文学背景下的翻译已上升至对文化互动和多元文化进行重新定位的高度。
随着近年来译介学的持续推进，相关的著述继续增加，视角和选题也更加开阔新颖，触及了不少新问题。在中外互译和译介个案方面的研究取得很大进展，尤其是对古代文学经典和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译介及在海外传播现状的研究，以及对林纾、周氏兄弟、胡适、林语堂、梁实秋、傅雷等一批中国现代翻译家的研究都有了更深的认识和推进。近年来，中国出版的国内学者思考翻译理论的“中华翻译研究丛书”，详尽地评价近几十年来英美法苏翻译理论的“外国翻译理论研究丛书”，全面展示翻译家创作风采的《巴别塔文丛》等，都是中国译介学的标志性成果。总体而言，当下译介学对从古代到现当代的翻译史、翻译文论文献等做了相对完整、初具体系的梳理和构建，取得突出成果。研究范式不断变化和调整，研究深度的推进和广度的拓展，表现了中国学者对探索如何通过提升译介质量来促进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民族文化自觉性。我国翻译历史源远流长，有着丰厚的理论和实践资源，如何进一步深挖古代译论精髓、衔接贯通现当代中外译论、实现古代译论的体系化，古为今用地构建中国特色翻译理论话语体系，译介研究负重而致远。
（六）形象学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研究
形象学脱胎于影响研究，又注重跨文化视野，关注作家在作品中如何理解、描述和阐释作为他者的异国异族，探索其中的创造过程和规律，分析其背后的社会心理和深层文化观。中国比较文学形象学主要研究对象是国外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和中国文学中的异国异族形象。20世纪90年代，孟华等学者大量译介了形象学理论与方法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夯实形象学的基础性工作，在中国比较文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在随后30年的发展中，国内形象学研究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取得较大进展，成为比较文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生长点。主要论著有:(1)《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世界文化总体对话中的中国形象》和《关于“异”的研究》，是分别来自美国和德国的两位汉学家史景迁和顾彬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学界的异国形象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方法。(2)乐黛云和张辉主编的《文化传递与文学形象》，主要收录外国学者的译文以及部分中国学者关于文学形象的研究成果，侧重文化研究与文学形象之间的关系研究。(3)孟华主编的《比较文学形象学》是一本关于形象学理论研究的论文集，涵盖了理论、方法论和具体实例的探讨和阐发。(4)周宁主编的八卷丛书《中国形象:西方的学说与传说》分专题探讨7世纪以来西方文化里中国形象的生成和演变。(5)特定国家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研究有:欧阳昱的《表现他者:澳大利亚小说中的中国人》、卫景宜的《西方语境中的中国故事》、张弘的《跨越太平洋的雨虹:美国作家与中国文化》、宋伟杰的《中国·文学·美国:美国小说戏剧中的中国形象》、姜智芹的《文学想象与文化利用——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等专著。上述多姿多彩的硕果中，周宁的《跨文化研究:以中国形象为方法》是一部堪称理论建构和实例分析并重的力作。周宁采用跨文化视角，从形象学角度完成了跨文化形象学的理论建构与实践，把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研究扩展到历史、哲学和社会学等领域的异国形象研究，详细分析西方中国形象的生成模式，深入探讨了中国形象元素进入世界体系的差异。
最近形象学的研究趋向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是研究内容的多元化，比如选取中外旅行文学游记、双语作家的译创作品为研究对象，抑或探讨作家如何更新和重建自己的文化身份，抑或分析其作品如何系统、客观、真实地向西方构建中国文化形象;其二是以文化转向为主导的跨学科文化形象研究，从翻译学和影视媒体学等学科视角探讨中国文学文化形象的话语建构过程及在西方的运作模式，批判西方的文化霸权和种族优越意识。在当代中国文化自觉的语境下，作为比较文学经典研究分支的形象学近年来焕发出强大的学术活力，尤其是在形象学理论方面，探讨的重点不再是传统的异国形象塑造，而是要求研究者回应时代的迫切需要，积极加入关于中国国家形象塑造与展示问题的前沿思考，从跨文化传播角度探讨西方现代性世界观念秩序里东方主义话语的研究策略。
海外华文文学的学科发展紧随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进程。40年来，在特定的时代氛围和资源土壤中迅速成为有初步学科形态的一个领域。在饶芃子的推动下，中国学者通过与各地区、国家的华文作家和学者的对话、交流、互动，多个方面展开华文文学的探索和研究，成果丰硕，从而奠定了暨南大学作为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重镇的地位。谢天振、陈思和、宋炳辉合编的“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文库”，收录了饶芃子的论文集《比较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目前的发展方向是在文化、诗学和文本承传的层面具体深入解读其中的代表性和经典作品，在中外多元文化互动视角寻觅其存在和发展的轨迹，展示其蕴含着的独特文化内涵和文学命题，梳理出一个连贯的经典谱系，阐释其世界性和民族性相结合的特征和审美价值。
结语
70年中国比较文学经过沉寂期的徘徊，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激情邂逅欧风美雨，融汇在新世纪的东西跨文化浪潮中，在当下多元国际学术舞台上谱写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创新篇章。回首过去，从最初个体分散的自发研究，到后来自觉的学科意识，到学术共同体的发展壮大，再到获得国家教育学术体制上的正式席位，走过了不平凡的70年。从学科启蒙到逐步建立起来的跨文化跨学科学术思想研究体系，几经波折。从在国内外学术讲坛上的“无语”和“失语”状态，到逐步争取中国比较文学的话语权，在国际学界发出中国好声音，是一个逐渐树立文化自信的过程。2019年，中国大陆将首次举办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大会，这是国际比较文学界对70年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辉煌成就的认可和首肯，是新时代中国比较文学走向世界、世界比较文学重心转移的一个重要标志。跨文化视界的变焦与“中国学派”建构的虚实，构成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张力和活力。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比较文学学科发展所面临的瓶颈、短板和困难。虽然我们有着中国文化文学几千年积淀的厚重历史传统，但在空前繁荣的比较文学表象之下，却长期未能形成一套独树一帜的中国理论话语体系。在当下全球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与全球本土化之间错综复杂的张力所织就的巨网中，如何融汇西方理论话语与本民族优秀文化文学资源，构建一套既能融入国际学术主流，又能彰显中华民族特色，为国际学界广泛认可和接受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彻底摆脱长期以来困扰学界的失语症和无语症，我们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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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原文载于《学习与探索》2019年第8期，经作者授权由“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微信公众号推出，未经授权不得转推。
编辑：翁冰莹 孟士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