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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荟萃

科研荟萃|“地方”的文学表征及其意义阐释
发表于:2022-12-06 10:55    作者:

编者按

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立足改革开放特区窗口、新时代先行示范区和国际化标杆城,永葆“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是我们的底色。学院秉承“语通中外,读懂世界”的院训,践行“铸中国发展之魂,育涉外核心之才”教育使命,立足湾区,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借新时代外语学科创新转型之势,以新文科建设为指引,夯外国语言文学之基石,扩交叉学科之视野,拓外语赋能之潜力,以“外语+区域国别”“外语+国际传播”“外语+国际组织”“外语+国际经贸”“外语+……”等为抓手,坚持“厚基础、宽口径、差异化”发展路径,培养以“外语赋能”为特色的国际复合型人才。


本着“教研并重、科研强院”的理念,着力打造学科品牌,促进内涵式发展,我们特此推出“科研荟萃”专栏,宣介学院资深教授和青年才俊的代表性科研成果和重要科研学术活动,以期打造一个既“语通中外、读懂世界”又“启迪智慧、温润心灵”的学术空间站,从而促进科研学术的引领指导和交流融通,树立深大外院坚实的科研品牌。


【作者简介】

刘岩,深圳大学特聘教授,研究方向:西方文论、中美文学文化关系、文化批评、西方现代戏剧

刘岩教授



“地方”的文学表征及其意义阐释


内容提要:文学书写离不开具体的“地方”,而在人文地理学范畴中,“地方”的概念被理解为与人的体验直接相关,它不仅唤起人的生存记忆、激发人的丰富情感,而且其意义亦不断被话语所建构。因此,这一概念与文学书写和文学阐释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在人与“地方”的经年互动中,人在以地理为边界的社会群体中获得了身份认同,并以文学表征的方式强化了“地方”的隐喻。当现实的自然地理转变为想象的文学地理,文学意义在“地方”性的表征中得以具体呈现和生成,同时也在差异性的体验基础上传递了更高的文学价值。有鉴于此,在文学阐释实践中借鉴人文地理学中有关“地方”概念的阐发,可以提升文学阐释的多重视角并对文学阅读和文学批评提供多方面的启迪。


关键词:地方;体验;身份认同;文学表征;文学阐释



引言


在人文地理学[i]研究中,“地方”(place)概念的阐发和应用是重要的事件线索,承载了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于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认识所发生的变化,在文学研究领域更是激发了大量以“地方”为议题的研究成果。英文的“place”一词有可能来自拉丁语的“platea”,也可能来自法语的“place”,其首要意思是指城镇中一块开阔的广场,也指一个人或建筑所占据的空间。[ii] 这个词的原意指向具体的地点或场所,但在人文地理学中,对于该词的理解一直与人和人类活动相关,“地方”是表述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重要关键词,集中体现了人的存在方式和生活实践场域。这一概念的重要性由此引发了学界的高度关注。


2009年,爱尔兰国立大学罗伯·基钦(Rob Kitchin)和华威大学薛伟德(Nigel Thrift)合作编著的《人文地理学国际百科全书》(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Human Geography)就收入了“地方”这个词条,词条作者是伦敦大学蒂姆·克雷斯韦尔(Tim Cresswell),他从柏拉图提出的表示“处所”的两个词——“chora”和“topos”——入手,追溯了哲学史上与“地方”有关的概念的由来与演变,尤其突出了“地方”概念的社会建构性和流动性特质。[iii] 2011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约翰·A. 阿格纽(John A. Agnew)和剑桥大学詹姆斯·S. 邓肯(James S. Duncan)合作编著的《威利—布莱克威尔人文地理学指南》(The Wiley-Blackwell Companion to Human Geography)收入两篇文章,专门讨论“地方”的内涵及意义:其中一文由克雷斯韦尔撰写,其思路是回顾人文地理学有关“地方”的研究在不同时间段内发生的侧重点变化;[iv] 另一篇同名文章由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史蒂文·赫尔舍(Steven Hoelscher)撰写,其重点是审视全球化背景下“地方”概念在内涵上发生的变化。[v] 2013年,由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努阿拉·C. 约翰逊(Nuala C. Johnson)等编著的《威利—布莱克威尔文化地理学指南》(The Wiley-Blackwell Companion to Cultural Geography)再次收录了题为“地方”的专稿,撰稿人佛罗里达国际大学的帕特丽夏·L. 普莱斯(Patricia L. Price)侧重于“地方”概念在书写中如何被建构,以及“地方”如何引发自我认同。[vi]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Human Geography

The Wiley-Blackwell Companion to Human Geography

上述四篇以“地方”为题的权威工具书词条概述了西方人文地理学研究中的代表性人物及主要观点,对于“地方”的关注和研究体现了知识界对于人的存在问题所做的持续思考。人的存在和活动常常与具体的地理环境相联系,差异性的地理特征在促成差异性文化形态的同时,也反映在文学艺术作品中,使“地方”书写本身成为意义的生成场所。因此,人文地理学对于“地方”所做的理论阐发为文学研究提供了研究视角和研究议题上的多重启示。



一、“地方”的体验与情感激发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人文地理学者重新认识人与所处环境之间的关系,思考人基于自然环境中的社会性存在方式及意义,他们对“地方”概念的阐发成为人文学术的热点,该概念集诸多元素为一体,成为由“物(物质文化、物质客体)、表征(作为表征的地方以及地方的表征)以及实践(人们习惯做的事)共同构成的复杂而动态的综合体”。[vii] 虽然在后续的阐发过程中,“地方”所蕴含的内容发生侧重点的变化,但“体验”一直位于该概念的核心,这是“以人文视角看待‘地方’的核心问题”,[viii] 体现出人的主体地位以及人对自身存在问题所做的反思,也是自然地理过渡到文化地理和人文地理的重要标志。


对“地方”的体验性阐发集中表现在段义孚(Yi-fu Tuan)、约翰·阿格纽、波特兰·韦斯特法尔(Bertrand Westphal)和小罗伯特·塔利(Robert T. Tally Jr.)这四位理论家在著作中提出的数个理论术语,这些术语贯穿起西方理论界在过去40余年间对“地方”所蕴含的人类体验维度的认识历程。段义孚在20世纪70年代运用“恋地情结”(topophilia)的概念呈现人们对环境的感知如何影响其价值观,他选取了不同的地理类型加以对照分析,如美国都市、郊区和田园景观等,甚至对比了中国园林和山水画呈现出的有别于西方的宇宙观和世界观,[ix] 其理论依据是环境的物质世界如何决定了人的意识和观念。在20世纪80年代,阿格纽指出“地方”概念涵盖三个侧面,即场所(locale)、位置(location)和地方感(sense of place),其中的“地方感”指的是“生活在某地之后产生的主观感受”。[x] 由于长期居住在某地的人会根据自然条件发展出独特的文化传统和文化习俗,从而逐渐使该地拥有了独具特色的地方性格,因此,“地方感”所体现的不仅是人的情感,更是人类群体创造的与某地相联系的文化特质。在20世纪90年代,韦斯特法尔在阐发其“地理批评”(geocriticism)的理论体系时,曾创造性使用了“多感官性”(polysensoriality)的概念,描述人们对地理的感知常常需要调动多重感官,[xi] 或者说,“地方”会向一个或多个人类感官传递信息,因此对于不同地方的认识所借助的感官并不相同。他特别提到加拿大音乐家谢弗(Raymond Murray Schafer)对声音景观(soundscape)的研究,因为其研究极大地激发了学者研究其他感官所感知的物理环境。进入21世纪,小罗伯特·塔利发明了“地方意识”(topophrenia)[xii]一词,表达“主体与某个地方的相处方式,主体与地方感的关系,以及主体与另类地方的可能投射之间的关系”。[xiii] 塔利的定义揭示出与先前理论家在论述理路上的承继关系,他本人就特别提到段义孚的“恋地情结”的概念,但他更关注人对地方的体验如何以“不安、焦虑或不满”为标志,[xiv] 从而突出反映了人对自身生存状态的执念。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段义孚的“恋地情结”侧重于揭示自然环境如何影响人的价值观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方式;阿格纽的“地方感”除表达人对地方的情感之外,还可以表达地方拥有的气质和品格,这是人在与自然环境的常年互动过程中创造的精神资源所带来的,同时也决定了人们对地方的认识方式;韦斯特法尔的“多感官性”强调的是人对地方的多重体验方式,突出的是地方的物质性特征以及对人的感官的直接作用;而塔利的“地方意识”则更为全面地传递出地方所激发的人类情感可能包括负面情绪,从而更加突出了人类与自然环境相处的过程中所拥有的主体地位。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地方从来不是静止的,地方总是被不断创造和再创造”,[xv] 这不仅意味着“地方”本身在物理意义上的跨时间变迁,而且还意味着其意义在不断的书写和阐释中处于生成的状态之中,而人对于“地方”的体验和感知也会因此不断发生变化。


由于作家的文学书写常常以其体验的生活作为素材,因此,文学作品中充盈着对作家所生活地方的描写,这些描写携带着作家的主观情绪,并通过文字传递给读者,使读者分享了对该地的体验。即使是由作家想象并虚构的地理环境,也富含作家的情感和态度,这主要是由于“寓情于景”是文学创作的基本要义。以美国纽约为例:在独立战争之后,纽约迅速成为美国政治、经济、商业、新闻的中心,也自然成为美国作家文学书写的重要地理材料。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在使其声名鹊起的《纽约外史》(A History of New York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World to the End of the Dutch Dynasty, 1809)中,“将精确的历史叙事与流言和传说混合在一起,夹杂着自己创造的故事和逸事”,以戏谑的笔法对荷兰殖民者为其殖民行径正名而书写的历史进行了反讽式的改写,使纽约成为“关于美国起源的讽刺史诗”[xvi]。如果说在欧文笔下,有关纽约的书写一直与其对美国国家身份的关注息息相关,那么在喧嚣的20世纪20年代,菲兹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则把纽约描写为充满激情和诱惑的现代生活场所:“我开始喜欢纽约了,喜欢夜晚那种奔放冒险的情调,喜欢那川流不息的男男女女和往来车辆给应接不暇的眼睛带来的满足。”[xvii] 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 1925)的叙事者对纽约的这一浪漫体验激发出他对该地的浓厚情感,并继而促使他调动多个感官去仔细观察邻居的周末晚会:“整个夏天的夜晚都有音乐声从我邻居家传过来。在他蔚蓝的花园里,男男女女像飞蛾一般在笑语、香槟和繁星中间来来往往[……]自助餐桌上各色冷盘琳琅满目,一只只五香火腿周围摆满了五花八门的色拉、烤得金黄的乳猪和火鸡。”[xviii] 上述多感官的全方位体验极具冲击力地传递出物质极大丰富的生活给叙事者带来的喜悦和满足,不过他不得不承认,“在大都市迷人的黄昏时刻,我有时感到一种难以排遣的寂寞,同时也觉得别人有同感”。[xix] 正是这偶尔露出的寂寞给叙事者对该“地方”的体验增添了一抹理性的思考,作家并没有让叙事者迷失在浮华的物质世界,而是揭示出表面繁荣之下的潜在风险和人的内在空虚,这是作家对所处时代的清醒反思。而在“二战”后作家塞林格(J. D. Salinger)的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The Catcher in the Rye, 1951)中,纽约又变成年轻主人公探索成人世界的地理空间,无论是薰衣草酒吧里过气的铜管乐队、出租车里令人作呕的气味,还是潘西中学宿舍的同学以及住在萨顿广场豪华公寓里的老师,主人公在感叹“在纽约,乖乖,钱真能通神”[xx]的同时,更多的是体验到“成年人的虚伪、同龄人的愚蠢、信任之人的背叛以及位高权贵之人的摆布”。[xxi]

The Great Gatsby

The Catcher in the Rye

由此可见,在不同时代的作家所创造的文学作品中,人物对纽约的“多感官性”体验以及随之激发的“地方意识”是贯穿情节发展的重要线索,对同一个“地方”的差异性体验不仅映衬出该地在不同历史阶段承载的多元文化内涵,而且差异体验的表征本身使“地方”成为与文本意义直接相关的阐释空间。


二、“地方”与身份认知的同构


西方人文地理学者对“地方”所做的研究,除集中围绕“体验”这个观察视角,呈现人对“地方”的感知和情感之外,还关注“地方”如何塑造了人的身份认同,这一方面体现在人的自我认识和对他人的认识皆与“地方”相关,另一方面还体现在人与“地方”之间的相互建构过程,后者除包括人对“地方”的改造之外,还包括人通过语言和书写方式形塑了“地方”的品格,使之得以传承并形成对“地方”的普遍认识。


“地方”与身份之间的关系,首先是由于“地方”标志着人的地理纽带,并由此设定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地理意识和边界意识,“位于某地内部与位于某地外部,这一立场的对立是有关身份问题的重要区分,与归属感和排外感同等重要”。[xxii] 同属于一个地方会带给人安全感和信任感,缩短陌生人之间交往的心理距离和时间成本;初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人们自然会感到身为“外来人”的身份焦虑,不如在熟悉的地方那样行动自如;同理,被外力强制性从一个熟悉的地方带离,就会激发“焦虑、担心、恐惧和慌乱”[xxiii]等复杂感情。由此,“地方”成为身份的重要标识之一。识别人的身份的“地方”可以小到一个村落、一个城镇,也可以是一座城市,甚至是一个国家,人与地方的纽带决定了人的自然地理方位和文化地理归属,可以在人与人交往时用来判断和辨别对方的地域身份、文化身份和国族身份。当塔利说“所有思考在不同程度上讲都是对于地方所做的思考”[xxiv]时,他将“地方”的作用提升至人的思考方式和认知方式的维度,即人与人的差异首先是地方与地方的差异,而人与人的交往实际上是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交往,因此,理解地方塑造人的方式就可以更好地摒弃地域偏见,尊重因所生活的自然环境不同而带来的文化差异性。


需要指出的是,“地方”与人的身份之间的关系,并非具有单方向的塑造和影响作用,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印证的互构和同构关系。一方面,“地方”对人的行为发挥着导向性作用,自然环境决定了人的生活方式,并继而影响群体的文化品格;另一方面,人类的社会实践常常以“地方”为载体加以记录,在某种意义上讲,人类文明就是不断与自然地理进行协商的过程中得以持续推进的。不仅如此,“自我与地方之间并不简单是相互影响的关系[……]更极端地讲,二者之间是相互构成的关系”,[xxv] 这意味着没有人以及人类的社会实践,“地方”就不会成为现在的“地方”,也不会拥有当下的指向性意义;而没有“地方”特有资源的培育,人也不会成为现在的人。因此,要充分认识并理解一个人,就必须了解其来自哪里或长期生活在哪里,而如果想要充分了解一个地方的特质,不仅要对其自然条件进行观察和体验,还要认识生活在那里的人。人与“地方”的同构性关系有助于洞察人的文化身份特征,明晰“地方”的文化意涵和多种表征及其意义。

西进运动

然而,人对“地方”的体验和认知常常通过间接方式获得,因为我们无法对众多“地方”获得直接体验,而是通过他人转述和阅读来实现的,“地方”意义的建构因此有赖于口头语言和文字书写作为媒介,有赖于图像、广告、电影等视觉符号作为载体,其中,文学对“地方”的表征起到了重要作用。“地方”的多重表征在经年的反复演示和冲刷中固化了人们对某地的认识,甚至形成某种刻板印象而淹没了其体验的多元性和差异性,这些程式化的思维也不乏被利用来突显“地方”的特色。以“美国西部”为例:在19世纪上半叶,美国通过与英国签订条约和与墨西哥进行战争等方式,获得了密西西比河以西直至大西洋东海岸的大片土地,引发后续向西部的迅速扩张和野蛮开发。这被称作“天赋使命”(manifest destiny)的大规模运动被当时的“猎人、冒险家、科学家、拓荒者、士兵和职业作家”以“日记、日志、官方报告、游记和小说”的形式加以记载和描述,[xxvi] 建构了为扩张行径正名的话语:“探险者和定居者的许多叙事非常同情土著居民,但大多数写作充溢着宿命的观念,即‘野蛮’的生命注定死亡,西语文化腐朽堕落。”[xxvii] 在这些描述中,“美国西部”既“美丽而崇高、又令人恐惧和混乱不堪”,[xxviii] 前者鼓舞更多的人前来探索和定居,后者则为掠夺和侵占提供了依据。美国这一独特地理环境及其相关的历史境遇,催生了美国西部小说这一独特的文学类型,从19世纪60年代流行的“十美分小说”(dime novels),到以威廉·F. 科迪(William F. Cody)为原型的“公牛比尔”(Buffalo Bill)系列文艺作品,均浪漫化了美国西部边疆的自然景观和人类活动,“西部牛仔”的文艺形象被定格为独具美国地域色彩的时代英雄。仅比德尔和亚当斯(Beadle & Adams)出版公司就“陆续出版了300本以上的小说,其后在45年期间在30套不同的丛书中出版了几千本类似的题材”[xxix],其中贯穿很多作品中的主人公是“一个仁慈的猎人,他居无定所,年事已大,独身孤处,而在追猎、射击和与印第安人作战等方面勇猛无比”。[xxx] 尽管这一英雄形象的年龄定位在后来的系列作品中逐渐年轻化,身上的配饰更加炫耀,武器和坐骑也日渐升级,但英雄人物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表现出的勇敢坚毅、武力制暴、不循规蹈矩等男性气质不断加以强化,这样的人物类型与美国西部的自然地理相关联,二者形成相互佐证、相互支撑的统一体,彰显出“美利坚民族对旧日简单时光的渴望,对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充满机遇的大片想象领地满怀愁绪”,[xxxi]。美国西部不仅载有拓荒时期的历史烙印,其自然地理条件激发了具有独特气质的人物形象,而且通过反复的文艺表征固化了其原有的符号意义,形成了某种关于美国西部和理想英雄的思维定式,甚至将其理想化为美国民族精神的孕育地,与此同时却忽略了西进运动期间原住民遭遇的大规模驱赶和杀戮。[xxxii]

如上所示,“地方”在文艺作品中的表征是人们了解其自然环境和人文景观的重要渠道,“地方”的自然条件塑造了生活在这里的人的品格,反之,透过人的日常行为也可以间接了解其生活环境的特点,“地方”与人的身份认知之间的同构关系使“地方”的文学表征成为阐释的焦点,在提供人物活动场景的同时形成并固化了人们对“地方”的地理认知。


三、“地方”的文学隐喻与价值传递


“地方”的文学表征在确立“地方”意义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并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意义的传承和定型化,人们往往通过对“地方”的书写间接了解该地的风貌和品格,因此,“地方”的文学表征机制是文学研究者征用人文地理学理论和视角进行跨学科研究时着力探究的要义,尤其是在自然地理转变为文学地理的过程中,考察文学意义如何生成以及文学价值如何体现。

研究自然地理转变为文学地理的过程,韦斯特法尔和塔利均不约而同借用了苏贾(Edward W. Soja)有关真实地方与想象地方的区分和联系:韦斯特法尔认为,苏贾提出的“第三空间”(thirdspace)的概念是一个“充分融合的‘地方’”,[xxxiii] 是兼具真实和想象特征的“真实且想象”(real-and-imagined)的地方。他主张,“只有对‘现实’的感知才是‘不真实’的”,[xxxiv] 当对“地方”的感知通过文字转变为文学想象时,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区别已经变得十分模糊,这意味着他“将先前对于世界的两种截然不同的阅读方式——真实和想象——合二为一”,[xxxv] 也同时意味着“地方”的文学表征集现实、感知和文字表达为一体,通过话语重新书写和再现了对于“地方”的认知。塔利也认为,苏贾提出的“真实且想象”的空间观“为读者理解并思考身处的社会空间提供了路径”,[xxxvi] 因此,他的著作对“地方”和“空间”所做理解的主要依据正是苏贾的学说,因为“对于个人空间和社会空间的表征,既包含现实主义的维度,同样也有虚构和想象的维度”。[xxxvii] 由此可见,文学中的“地方”书写,无论其名字是否与现实生活发生偶合,都不能简单理解为真实的“地方”,它有可能完全出于作者的想象,也可能部分地基于现实中一个真实之地,但在被作家书写进入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携带了创作者的想象和虚构成分。即使是对于一个真实“地方”的书写,其呈现方式也渗透了创作者对该地方的独特个人感知,读者在阅读和体验“地方”的书写过程中,对于该地的感知除对文字本身的表层理解之外,还必然夹杂自身原有的阅历、想象力和感受力等其他因素。

塔利在阐发“地方意识”一词的内涵时曾辨析说,这个概念“不能理解为作家和某地的简单关系”,如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和瓦尔登湖(Walden Pond)。[xxxviii] 他致力于挖掘主体与“地方”之间的深层关系,即人的身份与“地方”品格之间的相互建构作用,因为“文本与文本中地理空间的表征之间的动态关系”[xxxix]能够揭示出自然地理和文学地理之间的张力,揭示出想象与虚构过程的背后动因和运作机理,从而对文学意义的生成有所把握。虽然塔利的关注点在地理和地方,但他不断强调其批评的旨归是空间文学批评(spatial literary criticism),他对“空间性”的理解基于对地理和地方的感知和认识,这彰显出他以空间的方式去思考地理和地方的学术立场。他编辑的文集《空间文学研究:空间、地理和想象的跨学科研究》(Spatial Literary Studies: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es to Space, Geography, and the Imagination)试图呈现“文本的地理”和“文本中的地理”这双重维度的相互交织,前者研究“文本图绘世界或描绘空间关系的方式”,后者则聚焦“空间在文本中的表征”。[xl] 以空间视角看待地理表征,意味着拨开文本的地理表象去审视其背后的话语机制和观念形态,研究作家赋予文学地理的隐喻和意义,甚至作品中的人与文学地理之间的互动和互证关系,从而对更广泛层面的文学价值有所洞察。

毕竟,文学作品不是针对某个具体地理环境所做的地方志和风俗记录,并非仅仅以描写“地方”的自然特征为目标,而是要通过生活在这里的人的活动和行为,通过人与“地方”之间的互动关系,揭示人类生活实践的意义和价值。同理,文学阅读也并非仅仅只是透过文字来体验不同“地方”的风俗传统,了解不同“地方”的自然样貌,而是把握人在与“地方”互动过程中的相互建构,从而在人与“地方”的关系、人与他人的关系、人与自我的关系等相互关联的关系网中更好地洞悉人的行为动机和身份认同机制。在自然地理向文学地理转变的过程中,“地方”被作家通过多种文学手段赋予了丰富的意义,而这些意义又往往会超越具体地理范围的限制。例如: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笔下的伦敦不仅是19世纪中叶英国一个具体的“地方”,而且还浓缩地代表了资本主义高速发展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社会秩序混乱,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底层人民生活窘迫。当《远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 1861)中的年轻主人公来到伦敦寻找“远大前程”的时候,他看到的伦敦“道儿又弯,路儿又狭,相当丑陋,相当肮脏”,斯密士广场“到处都是污秽、油腻、血腥、泡沫”,小旅馆“一套套房间的窗口,那百叶窗和窗帘之破破烂烂、那花盆之残损不全、那窗玻璃之裂缝累累、那尘封土积的破败相、那因陋就简的寒伧相,真是五光十色、无奇不有”。[xli] 这样“既陌生又熟悉”[xlii]的场景既有现实生活中伦敦这座城市的基调,也经过作者艺术加工之后转变为虚构的地理,使之具有了更宽泛的指向性,超越了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具体的伦敦坐标,而指向了现代化进程中不必避免的城市病。在如此落魄的场景中出现的儿童和青少年形象,隐喻性地代表了普遍衰败的社会中的那抹“天真”,[xliii] 在传递作家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和关怀的同时,也给读者保留了对未来的一丝希望。同样,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创作的“约克纳帕塔法”(Yoknapatawpha)系列作品是以其家乡拉法耶县(Lafayette)为原型虚构的文学地理空间,虽然有诸多真实的地理事实作为基础,[xliv] 但“在这个虚拟地方居住的人向其他地方延伸,在更宽阔的空间范围内活动”[xlv],因此,福克纳向读者讲述的并不仅仅是这个“地方”所代表的美国南方文明的变迁,而是通过“使用他所熟悉的材料来写人”,[xlvi] 作家透过描写虚拟文学地理以及生活在这里的人的活动,意图展现出社会转型期人的生存、人的困境与人的情感,而这些更具有普遍性的意义也可以让更广泛的读者获得认同,使其作品超越了地理的局限性而具有了更高的文学价值。

由此可见,自然地理经过作家的想象虚构并透过文学修辞手段而转变为文学地理之后,已然转变成“真实且想象”的地理空间,自然地理的文学表征继而激发新的感知,这一感知不仅与具体的“地方”有关,而且也必然指向人的空间性存在。因此,对于文本中地理环境的阐释必须超越其与现实世界的简单对应和联系,而要着力于作家以此做隐喻而力图传达的深意,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

结 语


虽然文学书写从来离不开具体的地理要素,然而人文地理学者对“地方”概念的多角度阐发有助于人们对文学作品做出进一步理解和深入研究,因为这一概念持续关注人在“地方”的感官体验和情感体验,这就使人与自然的纽带超越了改造与被改造的主客体关系,而形成了人与“地方”之间的身份同构关系,并经由话语建构转变为有关“地方”的多种表征,也因此赋予“地方”以不断生成的意义。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曾主编“布鲁姆文学地方系列”(Bloom’s Literary Places)学术著作,分别研究了伦敦、纽约、巴黎、都柏林、罗马和圣彼得堡这六个“地方”在文学传统中的表征。布鲁姆将之称作“心灵之城”,[xlvii] 用“地方”代替“城市”作为该系列著作的名称,主要是强调其“地方”特质如何在不同表征之下形成了有关该“地方”的品格,“地方”作为书写的内容又怎样蕴含着文学意义。由于外国文学作品是间接体验异域文化和群体情感的重要渠道,因此可以说,对“地方”概念的上述理解将给外国文学研究带来多方面的启示:它唤起研究者关注文本对于各种“地方”的书写和表征,视地方、地理和自然环境为意义的载体,而非仅仅是人物活动和故事情节的背景材料;它聚焦人与“地方”之间的相互映射和融通,体会人的情感体验和身份认同如何与“地方”直接相关;它呼吁空间性地思考“地方”的意义,洞悉地理表象背后的人类生活实践、组织形态和观念认知;它引导研究者梳理自然地理转变为文学地理的过程,在真实与虚构的交集处体察创作者的意图和文学意义的生产。因此,对于“地方”问题的研究有助于超越“地方”性认知,进一步了解文学呈现人的生存状况的方式,从而在对“地方”的差异性体验中获得对于文学普遍意义的理解。



参考文献:

1 虽然人文地理学和文化地理学的学科起源和研究重点略有差异,但二者均探索地理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作为学科的人文地理学和作为亚学科的文化地理学之间的界限十分模糊,在某种情况下,文化地理学就是人文地理学。”Nuala C. Johnson, et al., “Introduction”, in The Wiley-Blackwell Companion to Cultural Geography, eds. Nuala C. Johnson, et al. (Malden, MA: Wiley Blackwell, 2013), pp. 1-2. 引文着重号系原有。本文用“人文地理学”概而统之。

2 参见“Place, n. 1”, OED Onli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une 2021, www.oed.com/view/Entry/144864, 访问日期:2021年7月9日。

3 参见Tim Cresswell, “Place”, i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Human Geography, eds. Rob Kitchin and Nigel Thrift (Amsterdam: Elsevier, 2009), vol. 8, pp. 169-177.

4 参见Tim Cresswell, “Place—Part I”, in The Wiley-Blackwell Companion to Human Geography, eds. John A. Agnew and James S. Duncan (Chichester: Wiley-Blackwell, 2011), pp. 235-244.

5 参见Steven Hoelscher, “Place—Part II”, in The Wiley-Blackwell Companion to Human Geography, eds. John A. Agnew and James S. Duncan, pp. 245-259.

6 参见Patricia L. Price, “Place”, in The Wiley-Blackwell Companion to Cultural Geography, eds. Nuala C. Johnson, et al., pp. 118-129.

7 Tim Cresswell, “Place—Part I”, p. 238.

8 Tim Cresswell, “Place”, vol. 8, p. 172.

9 参见Yi-fu Tuan, 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126-128.

10 John A. Agnew, Place and Politics: The Geographical Mediation of State and Society (Boston: Allen & Unwin, 1987), pp. 5-6.

[xi] 参见Bertrand Westphal, Geocriticism: Real and Fictional Spaces, trans. Robert T. Tally Jr.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p. 133.

[xii] 国内有学者将该词译为“处所意识”,参见方英:《空间转向之后的存在、写作与批评——评塔利的<处所意识:地方、叙事与空间想象>》,载《外国文学》2021年第3期。

[xiii] Robert T. Tally Jr., Topophrenia: Place, Narrative, and the Spatial Imagina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9), p. 23.

[xiv] Robert T. Tally Jr., Topophrenia, p. 23.

[xv] Steven Hoelscher, “Place—Part II”, p. 252.

[xvi] Jesse Zuba, Bloom’s Literary Places: New York (Philadelphia: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2005), p. 41.

[xvii] 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巫宁坤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115页。

[xviii] 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巫宁坤译,79页。

[xix] 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巫宁坤译,115页。

[xx] J. D. 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孙仲旭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69页。

[xxi] Morris Dickstein, “Fiction and Society, 1940—1970”,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Vol. 7, Prose Writing 1940—1990, ed. Sacvan Bercovit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72.

[xxii] Patricia L. Price, “Place”, p. 125.

[xxiii] Patricia L. Price, “Place”, p. 125.

[xxiv] Robert T. Tally Jr., Topophrenia, p. 23.

[xxv] Edward S. Casey, “Between Geography and Philosophy: What Does it Mean to Be in the Place-World?”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 91, No. 4 (Dec. 2001), p. 684.

[xxvi] Eric J. Sundquist, “The Literature of Expansion and Race”,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Vol. 2, 1820—1865, ed. Sacvan Bercovit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29.

[xxvii] Eric J. Sundquist, “The Literature of Expansion and Race”, p. 131.

[xxviii] Eric J. Sundquist, “The Literature of Expansion and Race”, p. 131.

[xxix] 亨利·纳什·史密斯:《处女地——作为象征与神话的美国西部》,薛蕃康、费翰章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92页。

[xxx] 亨利·纳什·史密斯:《处女地——作为象征与神话的美国西部》,薛蕃康、费翰章译,94页。

[xxxi] Stephen McVeigh, The American Western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34.

[xxxii] 1830年颁布的《印第安人迁移法》(Indian Removal Act)迫使众多印第安人离开故土,仅切罗基人(Cherokees)就有4000人死于疾病和饥饿。参见Eric J. Sundquist, “The Literature of Expansion and Race”, p. 178.

[xxxiii] Bertrand Westphal, Geocriticism, p. 71.

[xxxiv] Bertrand Westphal, Geocriticism, p. 90.

[xxxv] Bertrand Westphal, Geocriticism, p. 161.

[xxxvi] Robert T. Tally Jr. Spatiality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p. 6.

[xxxvii] Robert T. Tally Jr. Spatiality, p. 146.

[xxxviii] Robert T. Tally Jr., Topophrenia, p. 23.

[xxxix] Robert T. Tally Jr., Topophrenia, p. 178.

[xl] Robert T. Tally Jr., “Introduction: Spaces of the Text: Literary Studies After the Spatial Turn”, Spatial Literary Studies: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es to Space, Geography, and the Imagination, ed. Robert T. Tally Jr. (New York: Routledge, 2021), p. 3, p. 5.

[xli] 狄更斯:《远大前程》,王科一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179页,181页,190页。

[xlii] Philip Davis, The Oxford English Literary History: 1830—1880 The Victorian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9), p. 311.

[xliii] Philip Davis, The Oxford English Literary History: 1830—1880 The Victorians, p. 310.

[xliv] 有关该系列作品中的虚构地理与真实地理现实之间的联系与变形,参见Charles S. Aiken, “Faulkner’s Yoknapatawpha County: Geographical Fact into Fiction”, Geographical Review, Vol. 67, Vo. 1 (Jan. 1977), pp. 1-21.

[xlv] Charles S. Aiken, “Faulkner’s Yoknapatawpha County: A Place in the American South”, Geographical Review, Vol. 69, No. 3 (July 1979), p. 348.

[xlvi] Frederick L. Gwynn and Joseph L. Blotner, “Faulkner in the University: A Classroom Conference”, College English, Vol. 19, No. 1 (Oct. 1957), p. 1.

[xlvii] Harold Bloom, “Cities of Mind”, in Bloom’s Literary Places: New York, by Jesse Zuba, p. vii. 国内中译本将该系列著作译为“文学地图”,在强调地理坐标的同时,弱化了人与“地方”的身份同构作用。


   
 


说明:

本文刊发于《国外文学》2022年第1期,现经作者授权由“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微信公众号推出,未经授权不得转推。欢迎大家参考转发。


编辑:孟士琦 潘欣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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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编:张丹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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